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闻一多醉书的故事

2021-04-04 故事大全 22 ℃ 0 评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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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921年辛酉级行将毕业时,闻一多因声援北京市各高校教师的索薪斗争参加了x考,受到推迟一年毕业的处分,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准备的闻一多醉书的故事,希望大家喜欢。

  【闻一多步行入滇】

  1938年2月19日,长沙临时大学的师生,在韭菜园圣经书院临时大学召开出发誓师大会,会后即告别了三湘大地。临时大学师生入滇的路线有三条:大多数教师、家眷及部分女同学从长沙乘火车到香港,然后由香港渡海到越南海防,乘火车入滇;经济条件较好的男同学和少数女同学,由长沙乘火车到广西桂林,再由桂林乘汽车途经柳州、南宁、镇南关进入越南,转乘火车入滇——这一路人数最多;而最艰苦的一路,便是由湖南出发,徒步行走到昆明的湘黔滇旅行团了。旅行团由267名家庭贫困的男同学和11位中青年教师组成,配有4名军事教官及队医等。他们将跨越湘、黔、滇三省,翻过雪峰山、武陵山、苗岭、乌蒙山等崇山峻岭,步行3600里。

  出发之前,每人发给军装一套,绑腿、草鞋各一双,油布伞一把,限带行李八公斤——主要是路上必须的生活用品。步行团的最高军事领导,是由湖南省主席张治中推荐的原东北军少将师长黄师岳。闻一多、曾昭抡、李继侗、袁复礼四位教授与学校派出的指导员黄钰生共同组成辅导委员会。

  初春阴雨绵绵,二百多名中国学子,脚踏草鞋,行进在泥泞的湘北大地。头几天还有人打伞,可细雨似乎永无停止地下着,为了行走方便,大家将油布伞往背后一搁,不撑了。棉衣湿透了,到宿营地拢一堆火烘干,第二天再穿。走到桃源县小丘陵地带时,淡淡的薄雾在一望无际的山丘、桃林间飘忽。学生们不由问道:闻先生,当年陶渊明写的那个《桃花源记》,是不是就是这里?闻一多莞尔一笑:那是一个古代的传说故事,不一定真的是作者所见所闻。不过,在陶渊明时代,这里已经是相当偏僻的地方了;可我们今天要去的地方,比这个世外桃源还远十万八千里呢!在这二百多人的行x队伍中,闻一多始终是极其独特的一员——他不穿军装,不穿短袄,一路上总是套着那件灰布长衫。无论队伍走到什么地方,人们始终看得见后头跟着一位穿长衫的教书先生。

  这年闻一多刚好四十岁。他的经历,在他那个岁数的知识分子中间,是很有代表性的。五四时期他是清华的学生x袖之一,1922年赴美国留学,回国后成了著名的新月诗人和大学教授。这次参加旅行团,是他自己要求的。有学生问他:闻先生,像您这样的大教授,怎么放着火车、轮船不坐,和我们一起受这份罪?闻一多笑笑说:火车我坐过了,轮船我也坐过了。但对于中国的认识,其实很肤浅。今天,我要用我的脚板,去抚摸祖先经历的沧桑。国难当头,我们这些掉书袋的人,应该重新认识中国了!

  【闻一多刻印章】

  上世纪40年代,在昆明联大当教授的闻一多先生,薪水不足以养家,妻子多病,家里孩子多,生活难以维持。他曾到中学兼课挣钱以补贴家用。但只教了一年就被学校以“向学生散布民主自由思想”的罪名开除。朋友出主意:刻印章。 于是,昆明市的市面上,便出现了闻一多治印的“润例”。不过靠熟人弄来的小生意几乎挣不到钱。情急之下,闻一多备了一张桌子,打算去设摊。 闻一多的印摊只摆了一天,就被人劝了回来。可是不摆摊,一家人怎么生活?最后,校长梅贻琦联络朱自清、沈从文等11名教授,联名在报纸上为闻一多刊登刻印广告,让他在家里“设点”代人刻印。 广告定了“金石润例”之条例:“石章1200元,牙章每字3000元,边款每分字作一字计,过大过小加倍。” 昆明人有收藏象牙章的爱好,加之又是大学教授出手刻印,生意便源源而来。两年多,闻一多在印谱上留下了1400多方印。久而久之,闻一多手指头起了大疙瘩,眼睛也花了。闻一多便自我解嘲:“我是一个手工业劳动者。再苦也得刻呀!”

  【闻一多醉书】

  闻一多读书成瘾,一看就“醉”,就在他结婚的那天,洞房里张灯结彩,热闹非凡。大清早亲朋好友都来登门贺喜,直到迎亲的花轿快到家时,人们还到处找不到新郎。急得大家东寻西找,结果在书房里找到了他。他仍穿着旧袍,手里捧着一本书人了迷。怪不得人家说他不能看书,一看就要“醉”。

  闻一多的故事:

  憧憬浪漫爱情,却接受了包办婚姻(1)

  被称为“热情如火”的诗人闻一多,不但写了许多激昂的爱国诗,也写过不少充满柔情蜜意的爱情诗。例如在原名《爱的风波》后改名《风波》一诗中,诗人描写 “烧的这样狂”的爱情使人惊喜,又因怕把她失去而“放声大哭”;又如,在《幻中的邂逅》一诗中,把爱情描写成为“仿佛一簇白云,蒙蒙漠漠,拥`一只素氅朱冠的仙鹤”,“在月光里浸着”的“娉婷的模样”,把诗人扰得“辗转空床,通夜无睡”。在《贡臣》一诗中,诗人把爱情比喻为“我的王”,甘愿作她的“贡臣”,为她贡献一切。诗人“悄悄地等着你的爱潮膨胀”,但是,“老等,等不到你的潮头!”

  在散文中,闻一多对女性、对爱情的歌颂就更加直率和坦露。1921年5月,闻一多在《评本学年周刊里的新诗》一文中写道:“女性是诗人的理想,诗人眼里宇宙间最高洁最醇美的东西便是女性”,“若是没有女人,一大半的诗——大半最宝贵的诗,不会产生了”。他还说:“严格说来,只有男女间恋爱的情感,是最热烈的情感,所以是最高最真的情感。”这些都说明青年闻一多对女人和爱情充满着浪漫的渴望和憧憬。

  但是,现实生活却强迫闻一多接受父母之命,和一个没有“恋爱的情感”的女子结婚!

  1921年底,一封封催他回家结婚的信从家乡湖北浠水县寄到清华园,使闻一多陷入极端的苦恼之中。

  原来,将近十年以前,即1912年,十四岁的闻一多考上清华学校(清华大学前身)时,父母为他订了婚,对象名高孝贞,她1903年出生在一个官宦家庭,和闻家还是远房姨表亲。闻一多考取清华后,高孝贞的父亲认为这孩子有出息,便主动提出要将女儿嫁给他。亲上加亲,又是门当户对,闻一多的父母欣然同意,便订下了娃娃亲。当时,闻一多埋头学习,并积极从事校内的各种文学艺术活动,对此事并无多大考虑。现在快毕业了,问题来了:清华是留美预备学校,学生毕业后可以公费贸学美国五年!父母怕他出国留学,就拴不住了;即便回来了,也是二十七八岁了,太大了,而且要让高家的小姐在闺中等四五年,也不好交代。因此多次来信,催闻一多回去结婚。闻一多据理力争,无济于事,这对闻一多是个极大的打击。他在题为《十一年一月二日作》的诗中充分表现出这种痛苦的心情:“……你那被爱蜜饯了的肥心,人们讲,/本是为了滋养那些嬉笑的花儿的,如今却长满了愁苦底荆棘——/他的根已将你的心越捆越紧,越缠越密。/……生活对你偏是那样地凶残;/你看!又是一个新年——好可怕的新年!/张着牙戟齿巨的大嘴招呼你上前;/你退既不能,进又白白地往死嘴里钻!”诗人甚至想到了死:“那也对啊!——死!你要来就快来,/快来断送了这无边的痛苦!……”“十一年”指的是民国十一年,即1922年,这年1月2日,可能是他被迫回家结婚的日子。他以这一天为题写诗,大概是让自己牢牢记住这痛苦的一天吧!

  闻一多回故乡浠水结婚时,提出不祭祖、不行跪拜礼、不闹洞房等条件,父母可能约略知道他心里的委屈,所以同意。结婚那一天,一早起来他又钻进书房看书,家里人硬是生拉硬拽才给他理了发,洗了澡,换了衣服,但一转眼他又不见了。当外面鼓乐齐鸣,鞭炮震天,迎新的花轿已抬着新娘回来时,却到处找不到新郎,原来他又钻到书房看书了。大家七手八脚,连推带拉,才把他拥到前厅举行了婚礼。闻一多的这种态度,也可以说是对父母包办婚姻一种无可奈何的消极抵抗。

  蜜月期间,他对新娘了很冷淡,倒是热心于诗的研究,最后完成了一篇洋洋两万余字的论文《律诗的研究》。他对结婚的不满也并未因结婚而消减,从老家回清华以后,他于1922年5月7日写信给弟弟家驷,痛说自己的不幸:“大家庭之外,我现在又将有了一个小家庭。我一想起,我便为之切齿发指!我不肯结婚,逼迫我结婚,不肯养子,逼迫我养子……宋诗人林和靖以梅为妻,以鹤为子,我将以诗为妻,以画为子……家庭是一把铁链,捆着我的手,捆着我的脚,捆着我的喉咙,还捆着我的脑筋;我不把他摆脱了,撞碎了,我将永远没有自由,永远没有生命!……我知道环境已迫得我发狂了,我这一生完了。我只作一个颠颠倒倒的疯诗人罢了!世界还有什么留恋的?活一天算一天罢了!……”

  应该指出,闻一多虽然对婚姻极端不满,但仍然对妻子采取关心和负责的态度。蜜月过后,高孝贞按习俗回娘家,闻一多于回校途经武昌时,专门写信给父母,要求让她早日回来读书。信中说:“我此次归娶,纯以恐为两大人增忧。我自揣此举,诚为一大牺牲。然为我大人牺牲,是我应当并且心愿的。如今我所敢求于两大人者,只此让我妇早归求学一事耳!大人爱子心切,当不藐视此请也。……如两大人必固执俗见,我敢冒不孝之名,谓两大人为麻木不仁也。”

  闻一多一向很尊重父母,讲话很注意分寸、礼节,但这封信言辞相当激烈、尖锐,足见他对高孝贞读书问题十分重视。在他的恳求下,父母后来送高孝贞进入武昌女子职业学校。1922年夏,闻一多赴美后,继续关心妻子的学习情况,写家信时经常询问和叮嘱,而且从精神上鼓励妻子要有志气,努力成为一个有学问、有本事的人。在一封家信中,他举美国著名女诗人海德夫人的重大成就为例,说明“女人并不是不能造大学问、大本事,我们美术学院的教员多半是女人。女人并不弱似男人。外国女人是这样,中国女人何尝不是这样呢?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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